陕北说书多媒体库

   陕北说书源远流长，民间传说陕北说书是从三皇治世就留下的。王毓华先生撰写的“韩起祥谈陕北说书历史”中写到“韩起祥在他留下的录音资料中说，他在十四、五岁时，师傅亲口给他传说三皇时留下说书。三皇是姓黄的黄。相传，很早以前（约奴隶社会时），有一个老汉生了三个儿子，给奴隶当奴隶，赶骡子。大儿子叫大黄，叫奴隶主把一只手剁了，二儿子二黄的一只腿被打坏了，三儿子三黄侍候太太时被她拿锥子把眼扎瞎了。奴隶主赶走了弟兄三人，他们流落在陕北一个地方叫青化县，每天乞讨度日。一天大黄拾到二片烂木板，一边走一边敲打着，走到一家有钱人的门上说些吉利话，能吃上些剩饭，比以前光喊叫强了。晚上他们就住在古庙的墙角里。有一次人家吃羊，人们要来羊肠子，晒干绷在木板上，弹出点声音来。二黄想了个办法，给配了个头。路过深山，见了一个死蝎子，二黄把蝎子尾巴用麻草绳接连到木板上，就成了琵琶了。今天旧式琵琶就像蝎子一样。陕北榆林地区至今仍有人把蝎子叫琵琶。这是琵琶的来源。

   二黄一见琵琶好，又捡到二片木板叫梆子。后来他们弟兄三人配合边打边弹边说唱。二黄又想，要是大哥去世后谁敲梆子呢？他灵机一动，干脆把经绑在腿上自打自弹，这就是后来的甩板。

   后来，老大老二过了山西临县一带，三黄留在陕北后娶了婆姨有五个儿子，把弹琵琶的技艺教给了儿子。儿子又收了十八个徒弟。后来就在陕北一代一代地传下来。

   还有另一种传说，三皇是天皇地皇人皇。三皇太子的眼瞎了，把三皇太子赶出来，他见到蝎子抽出筋来绷到木板上做成了琵琶。所以说是三皇留下的琵琶。

   总之，传说说书是三黄（皇）留下来的。陕北盲艺人到了五月端阳、七月十五有三黄（皇）庙会，南来北往的，只要是盲艺人，不管你是哪个调子，只要来说唱陕北说书，就管板，说书就给钱。”

   当然这是一种民间传说，不足以作为历史考证，但起码也能说明在民间一直传说陕北说书历史久远。

   我们可以说说书和人类的语言同时产生，或者更早。对这个问题我们作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

   （一）对不会说话之间的交流进行分析。初学说话的小孩有明显的吟唱痕迹，有的一直要保持许久。而未会说话的小孩并非不会交流感情，表达愿望。只不过他们交流和表达的方式只限于吟唱或啼哭罢了。我们还会看到，几个未学会说话的小孩在一起，他们的交流并非是完全对等的，总是有一个或几个小孩在一方面表现得更突出，更生动有趣，从而成了其他小孩所欣赏的对象。这个被众人欣赏的对象身上就具有前初说书人的影子。到小孩学会说话以后，这些前初的“说书人”的优势便越越明显了，以致于用这种“技能”在讨来尊重之外还能换来零食吃等等。

   从本质上说人类的童年和一个人的童年是相似的，从小孩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人类早期的影子。从而得出说唱艺术的源远流长和说唱艺术早于语言的结论来。这样说来读者会不会觉得有些牵强，但我们细想来，小孩的吟唱和动作（舞蹈雏形）要早于语言，整个人类的发展也是这样，吟唱和动作是一切艺术之源，陕北说书也当然不例外了。

   （二）对史前神话的分析。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历史都早于其文字的产生。这就是说没有文字作记载工具以前的那部分历史是以口耳相传为惟一流传途径的。那么这些神话历史是怎样流传下的呢？也就是这些神话是怎样产生并发展到足以能流传的程度呢？和传统的说法那样单靠巫神流传是不足信的。因为巫神即使能担当流传、传播的作用，但却无法单纯独去创造这些神话，而只能在众多神话中择其优者发扬广大。这样便不难看出这些神话故事所具有的群众基础。神话传说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无数人的加工、润色、筛选最后流传下来的。这些创造者、加工者都是最初的说书艺人。

   关于这一点，许多人也在其著述中提到过，但是大多相当概括，相当抽象。最多见的例子就是套用劳动原理。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传说、神话只所以能流传至今，其当时盛况是难以为现代人想象的。原因是那是一个原始的、充满活力的、漫长的时期，在那个时期人类的个性容易得到张扬。所谓容易得到张扬可以作为两方面的理解：第一，社会环境的相对和谐。人们之间互相少有等级尊卑之差别，有的只是和大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迫使人类和谐一致，共同对敌。因此造成人类的个性、才华容易得以张扬；其二、由于那时私有制没有出现，人类本身还比较单纯，自我限制较少，因此在内因上造成了个性张扬的条件；其三、在当时具体情况下，舞蹈、歌唱、说书既是娱乐手段又是交流手段，既表情又达意，可以说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样一来，们就不难想象其繁荣程度了。

   （三）典籍的印证。一部人类的史前史就是一大部神话故事的大集成。作为帝王的盘古、女娲、伏羲、神农、黄帝、蚩尤、后羿、大禹是这样，作为平民的鲁班、李冰、共工、刑天也是这样。不但中国是这样，世界各民族都是这样。别的不说，就目前所具有巨大影响的几大宗教的经典都是些神话故事，也都可以说是说书人所创造流传下来的。

   我国对说书人的最早记载始于周礼。是对瞽者，即盲艺人的记载。《周礼·春宫宗伯下》中有这样一段话：“瞽朦掌播鼗、祝、吾攵、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

   从文中所叙盲人所掌执的乐器来看，这和说书有密切关系的。刘向的《列女传》中记述周室三母（大姜、大任、大姒）之一大任在怀孕文王期间的事有这样一段话：“古老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夜则令瞽者诵诗，道正事。”

   其中的“瞽”者就是说书人，“正事”就是道德修养方面的书文。秦汉之际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就更多了。如《礼记·乐记》中：“及优侏儒，猿杂子女。”

   《史记·李斯列传》中：“侏儒倡优之好，不列于前。”

   《孔子家语·相鲁》中：“齐奏宫中这乐，俳优侏儒戏于前。”

   这其中的“俳优侏儒”除过一部分舞蹈者之外其余大部分都为说书人。因为就当时情况而言，其它艺术门类还远远没有成形。

   其次是关于“稗官”和“方士”的记载。稗官是皇帝用来专门搜集“街谈巷语”、“里巷风俗”的官员。《汉收·艺文志》如淳注中说：“主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而稗官所记录的东西后世称之为稗官小说，也就是说是故事。既肴是故事，又来自“街谈巷语”，自然就是民间故事了，也自然就出自民间说书人的口了。而方士主要是敬神、治病的。这些人为了夸大自己的作用，必然自神其术，把民间故事提炼集中，改造夸大，从而说服别人。方士所讲述的故事流伟证来的不少，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这其实也是对民间说书人的故事选择和提炼的结果。

   在历史典籍中记载最完备的要数《史记》和《汉书》了。《史记·滑稽列传》记：“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汉书·严助传》记：“（东方）朔、（枚）皋不能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其中俳优是指那些语言滑稽，专以戏谑供人取乐的人。由此可见东方朔、枚皋等人都是从民间选拔上来的说书人中高手。联系前面提到的稗官采风，我们就可以想像当时民间说书之风的繁盛了。因为没有繁盛的说书之风就很难产生像东方朔、枚皋这样的高手。同样，如果民间说书的影响不大，就不足以引起皇帝的兴趣，就不可能为采集而专设稗官，为娱乐而选拔东方朔、枚皋之流，也就不可能有稗官小说的整理和流传了。而方士则另外一种说书人的类型。他们直接延续着从远古开始的神话之风，以揣测大自然为特征进行神话故事的创作与搜集。方士神话与稗官小说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有区别处仅仅在创作手法上，前者较为浪漫，后者较近现实，前者敬神鬼，后者重人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