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多媒体库

    对于陕北人来说，提起陕北说书，大概都不会陌生，你要问陕北说书是怎回事，一般人还都能给你说出个一二三，或者开口还能给你唱出四句书帽来：

   “弹起我那三弦定起音，

   众位明公都坐稳，

   今天不把别的表，

   单说××事一宗。”

   一个盲艺人，一把三弦或琵琶、一副甩板，唱着上面的四句，一场说书就开始了。

   这是直观上的陕北说书。那和用文字怎么定义呢？什么是说书，辞海上的解释是：“曲艺名词，一般指只说不唱的曲艺，如宋的讲史、元的平话，以及现代的苏州评话、北说平书等。有时也作广义使用，兼指某些有说有唱的曲艺，如弹词、蒙语说书等。”（见上海辞书出版1979年版895页《辞海》“说书”条）这个定义一般来说已被人们认可。我们这里讨论的陕北说书，一般的称为说唱艺术。它不属于“只说不唱”的类型，是广义解释中的“有说有唱的曲艺”类型中的一种。

   什么是“陕北说书”呢？对其解释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不但民间说法各不相同，辞书上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辞海》上的定义是：“曲艺的一些种。流行于陕西北部。一人坐着演唱。有说有唱。演唱者手执三弦或琵琶，左膝繁育檀板按节拍。曲调大都为当地民间小调。”（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995页）。《中国戏曲的曲艺词典》的定义是：“曲艺曲种，流行于陕西的延安、榆林地区。因主要伴奏乐器不同，又有以三弦伴奏为主的“三弦说书”和以琵琶伴奏为主的“琵琶说书”之分。除主要乐器外，另在小腿上绑甩板，手上绑蚂蚱板，并在桌上放小镲、醒木。一人坐唱。演唱者自弹自敲自打自唱。常用腔有九腔十八调。（见汤草元、陶雄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戏曲曲艺词典》），而《中国曲艺志》（陕西卷·延安分册）的说法是：“陕北说书是受山西说唱艺术诸宫调与民歌艺术的影响，结合当地民间歌唱发展形成的，一种颇有地主特色的曲艺。”（见《中国曲艺志》陕西卷·延安分册第35页）。

   从上面所举三种说法我们可以看出，陕北产书在流行范围方面有“陕西北部”和“陕西省延安、榆林地区”两种说法。我们只要稍一留意，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的不同处。因为“陕西北部”是陕西省范围内的方位界定的地域称谓，而“延安、榆林地区”则是两个行政区域。概言之，前者是不念旧恶省级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地域区域，后者则完全是行政区域。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行政区域和地域区域所造成的。比如说宜君且原属延安地区后划改铜川市所辖。那么它算不算陕西北部呢？有没有陕北说书？如有，那里的说书算不算陕北说书呢？由此就启发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用行政区域来定义陕北说书这样的民间曲艺是欠准确的。

   我们知道民间艺术扎根于民间生活之中，建立在当地经济基础之上，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所反映的内容无不和当地、当时的经济、政治环境、人文关系相联系，而表现形式又和当地的历史、文化积淀、语言风俗习惯，地形气候相适应。内容方面由于显而易见，姑且从略不论。单就形式方面我们在各地民歌的曲调中就能极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如西藏民歌的高亢，青海民歌的苍凉，蒙古民歌的辽阔，陕北民歌的悠扬，江南民歌的缠绵，川江号子中的峡谷感等等。这些民歌不论唱什么，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其鲜明的地域特色。而这种地域特色是不以行政区划的改动而改变的。比一极端的例子；假如某一日把陕西的榆林地区划归内蒙或宁夏，当地的民歌能变成内蒙民歌或宁夏民歌吗？再比如陕北在漫长的历史中几易行政区划。如果历代都以行政区域来定义当地民间艺术形式的话，现在又该有多少种民称呢？

   当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切人为的东西都具备偶然性。对民间艺术形式的命名也是一样，陕北说书更难例外。别的不说，仅就曲艺而言，以地域命名的就不乏其例。如“凤阳花鼓”、“山东快书”、“京东大鼓”、“河南坠子”等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曲种的命名和陕北说书的命名是完全不同的。首先，这些曲种的命名是地域性的，而非行政区域性的；其次，这些命名是约定俗成的，而陕北说书的命名则有它浓烈的政治色彩。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分析：一、“陕北说书”这个名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二、这个名称为什么能确定？

   韩起祥是陕北说书的代表人物，但在全国解放之前却很少说他是陕北说书艺人，而称其为“民间艺术家”（苏联、H费道连科著《论中国民间艺术家韩起祥》）、“盲艺人”（林山著《盲艺人韩起祥》）、“说唱大师”（若望著《陕北高塬上的说唱大师》）。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陕北说书”这个名称是随着***在全国的胜利、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横扫全中国而“一把黄土满天扬”的呢？如果是这样，陕北说书这个名称不是个传通的名称，而仅仅是在这一时期才给这里的，说书这前加了个说书人的籍贯而已，就可以理解成陕北人说书或陕北的说书了。这决非在咬文嚼字，因作为名称的陕北说书和陕北人说书或陕北的说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就像川菜和四川人吃菜和四川的菜的概念不同一样。

   过去陕北民间把说书艺人叫“书匠”、“说书的”，也有些小孩子或年轻人直呼“瞎子”，因过去的说书艺人全部是盲人。

   盲艺人们多以单人串乡说书为主，他们除过说书外，还要进行一些其它附带活动赖以胡口，如保锁娃娃、扣娃娃、算卦、揣骨等。他们自谋生路，无人过问，更无人考证和研究些类艺术活动及其称谓。

   从1936年到1948年这13年期间，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在边区的新文艺运动中，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民歌及其它民间艺术，产生了一大批新秧歌剧、新年画、新剪纸，同时也挖掘出了陕北说书，并发现它是一种极好的宣传形式。于是就出现了改造旧说书、编新书，使其为抗战服务，为政治服务。

   在胡孟祥整理的《贺敬之谈韩起祥》一文中，贺敬之谈到：这次下乡我有两个收获：一是结识了童养媳李桂芳，她会唱许多“信天游”，并且是自编自唱。另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韩起祥。当时延安县委的同志告诉我说，他们收了一群算命先生，这中间有一个从横山那边来的说书艺人，能说自编的新书。这个人对边区政府、对党、对毛主席很有感情。听完了介绍。我就去找这位说书先生，他，就是韩起祥。我们见面后，韩起祥给我讲了他的经历，我听了很感动。他又给我唱了一段自编的新书。很有艺术光彩，我把它记录下来，我当时觉得民间艺人说新书，是很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一条值得提倡的正路子。

   正是由于这些专业的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和努力，1939年11月才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才产生了“说书组”，才有安波、陈明、林山、柯蓝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说书艺人韩起祥一起改造旧说书，创编新书。1945年秋，在改造旧说书活动中，在当时任西北文联主席的柯仲平同志的领导下，首先在延安的新民村办起了说书训练班，同时又成立了“陕北说书改进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把当时的说书，大家称为——陕北说书。“陕北说书”这个名词，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确定下来的。

   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陕北说书这个词起于政治上的原因（以延安为根据地的***人的胜利），定于政治上的原因（以行政区域界定），而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的名称。

   由于政治原因形成的名称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因而不足为奇怪。但解释时不去说明其产生的原因，不去分析其本质特征，反而继续沿用政治式的思维方式以形政区域来解释其名称所代表的事物的办法则是不科学的，是容易产生歧义和造成混乱的。陕北说书在这方面是一个极显明的例子。

   笔者认为：陕北说书是说书艺术的一种。它是一种民间的说唱艺术。其内容反映当地的民间生活和参杂着劳动群众对生活的看法的传统曲目。其形式受制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一人坐唱、两人对唱或多人走场演出等多种形式，主要乐器有三弦和曲项琵琶，它所流传的范围是陕、甘、宁、晋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交汇地区的农耕丘陵沟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