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张德生
张德生乳名天才，学名世德，字心余，曾名张博五、张仲房、老关、张心诚、徐洪贵、辛余、张德甫，1936年西安事变后以“张德生”行。1909年10月20日（清宣统元年九月初七），生于陕西省榆林县城（今榆林市城区）一个贫苦市民的家里。
榆林县地处陕西北部，毛乌素沙漠的南缘。这里风沙为害甚烈，良田多被沙吞，到清代末年，南移的风沙已与县城东城墙等身，登高眺望，险被沙龙吞噬的孤城败景尽在眼底，伤心惨目！张德生的家在城内北街的“吕二师上巷”，世代为手工业者。父名凤山，继承家艺，从小学习制革手艺。出师前为人佣工，无有身价，出师后无钱作本，仍多靠出卖劳动力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张凤山的手艺主要是做蒙古靴，兼做皮底的布鞋。不论是做靴还是做鞋，所用的生畜皮都得自己用生石灰等浸泡成熟皮。熟皮子，不仅腥臭难闻，而且刺眼、熏鼻，浸蚀人的皮肤，张凤山常是两眼流泪，鼻塞不通，手脚溃烂。由于人民的生活难以温饱，靴鞋业的生意萧条，张凤山就挑着卖水。榆林是座山城，水低山高，水担压弯了张凤山的腰。张凤山还摆过糖果摊子，几天赚不下几个糖果钱。尽管他终年劳累，但收入无几，再加上官府没完没了的各项“支差”和行户街道的“支销”，难饱一家人一日的两顿稀饭。张德生的母亲亦姓张，娘家也是榆林城内的贫民，她勤劳、贤惠，除帮助丈夫熟皮子、做靴鞋，还为别人做针工，拆洗缝补，多少收入几个，弥补家庭度用的不支。张德生上无兄下无弟，只有一个妹妹，从小就缺吃少穿，在街头卖过纸烟糖果，也在舅父的小铺子学过生意。所以，张德生自幼就知道劳动人民生活之艰辛，厌恶以家产的多寡区别人之贵贱的世俗观念，在心底里埋藏了对旧制度、旧社会的不满。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张凤山夫妇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们宁愿自己不吃不穿，也要供儿子上学。辛亥革命后的第5年，即1916年，他们便把7岁的张德生送进了学堂。开始上的是私塾，私塾的学生要给教师送“束脩”，为使教师能尽力教好自己的孩子，凤山夫妇在这方面从不吝惜，并指教儿子逢年过节到教师的家里叩头送礼。后来他们又相继把儿子送入榆林县第一初级小学、榆林县高级小学，以至送到数百里以外的绥德去求学。凤山夫妇苦受苦熬，供子求学，实在难能可贵。
塞北的榆林，既是一个“人多菜色，地尽不毛，一片荒寒，万家困苦”的地方，也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和容易接纳新思想的地方。辛亥革命时，榆林是陕西较早的州县之一。五四运动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杜斌丞等在这里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人在这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共党、团中央主办的刊物在这里半公开的发行。这就为知识青年的学习和进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张德生1923年上了高小以后，他的课外阅读，既读《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也读《新青年》、《向导》等革命书刊，还学习汉字注音字母，演新剧，讨论各种新的思潮。他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了，受到了新文化的启蒙教育。
1925年冬张德生高小毕业，1926年春考入设在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时正值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共同领导推动国民革命运动之际，一批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来到第四师范学校，李子洲任校长，杨明轩任教务主任，蔡南轩、何寓础等任学课的教师。学校建立有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学生和职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学校的革命气氛十分浓厚。在这里，教师公开讲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讲授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学生热烈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俄国的工农革命，师生共同走出校门，宣传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张德生在这里上学两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论战》、《社会科学概论》、《经济学概论》、《列宁传》等书籍及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主办的刊物。他积极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下乡宣传活动，到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群众反对土豪，斗争劣绅，清算高利贷者。他同榆林旅绥学生组织了“榆光社”，并公开印发《榆光》小刊物。榆光社组织社员利用假期在榆林城里出墙报，下乡集会讲演，宣传革命，揭露贪官污吏的恶行。经过学习和社会实践，再加出身贫寒，备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张德生选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奠定了革命的人生观。
在1927年6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的实际主宰者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7月，陕西的国民革命运动失败了。8月4日，陕北的封建统治者井岳秀武装驱散了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假期留校的进步师生，其它的革命活动和群众组织也一律受到镇压和取缔，白色恐怖笼罩着陕北23县。但是，就在这样的逆境之下，选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奠定了革命人生观的张德生，不怕逮捕，不怕杀头，暑假期间在榆林城经旅京回乡学生杨尔瑛、苏景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年秋第四师范开学较晚，开学不久井岳秀又强制以思想反动的柳砚琛取代常汉三先生任校长，遂在师生中爆发了反对柳砚琛接任校长的斗争，张德生是这次斗争的积极分子之一。
1928年春，张德生转学到设在榆林的陕西省立第六中学，插入毕业班，年底毕业。之后，在中共党、团组织的安排下，德生在榆林县第一初级小学当了一年教员，在团内参加区委工作，分工领导设在榆林的陕西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团支部。德生的家又是党、团陕北特委的秘密机关之一，团特委代理书记贾拓夫等多住在这里，德生的父母及妻子多方为之掩护，保证了秘密机关的安全。
1929年5月，榆林职业中学校长借机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的学籍，激起学生罢课。在中共榆林县委和共青团榆林县委的组织下，榆林六中、榆林第三女子师范的学生起而响应罢课，声援职中的学生，迫使职中当局收回了开除学生的成命。11月初，榆林各校的进步学生为纪念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秘密印发了不少传单，一面歌颂世界劳动人民革命，一面揭露国民党军阀压迫剥削人民的罪行，使榆林地方当局又紧张了一阵子。张德生是这些活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在放寒假之前就被学校当局借故解聘了。
1930年春节过后，共青团陕北特委调派张德生去府谷县工作，参加团县委。当时府谷的政治环境比较好，县教育局局长、高级小学校长、女子学校校长、县建设局局长等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张德生一到府谷就被聘任为县高级小学的教员。不久张德生转为中共党员，担任了中共府谷县委组织部长，主要任务是在小学教员和高年级学生中做工作，发展党员和团员。暑期，府谷县教育局办了一期小学教员训练所，张德生任国文教员，借讲授国文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还利用假日巡视了木瓜镇等处的农村党支部。
1930年8月，中共北方局派孔祥祯、高维翰、杨璞来到陕北，向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的会议传达了立三路线。10月初，又由中共陕西省委任命的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主持，在绥德城西合龙山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立三路线和陕西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党、团陕北特委合并，成立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孔祥祯任军委书记，谢子长、刘志丹分任行动委员会的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张德生以中共府谷县委的代表身份，出席了陕北特委召开的这两次会议。
正好在合龙山会议的前夕，国民党绥德县党部获悉，中共陕西省委已派出两名重要干部从西安秘赴陕北组织暴动，再加上他们的机关大门口挂的衔牌夜晚被人砸坏，便衣密探又在街上发现了
刘志丹，绥德县政府便立即调派军警四处搜捕。此时合龙山会议尚未正式结束，特委遂决定中止会议立即疏散。张德生打算经榆林返回府谷，刘澜涛（中共陕北特委秘书长）急赴榆林筹备特委新的秘密机关，两人结伴同赴榆林，出绥德县城时被国民党逮捕了。
张德生和刘澜涛被捕后关押在绥德县政府的看守所。出席合龙山会议的共青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常黎夫（常应黎），是这次会议的总交通，加之他是第四师范的职员，便于活动，特委遂指定常负责营救张德生和刘澜涛出狱的工作。在军警尚未搜查张、刘的住处之前，常黎夫抢先清理了刘澜涛在第四师范的宿舍和张德生寄宿绥德高级小学的地方，加上刘、张被捕时军警也未从他们的身上搜到任何证据，这就为张、刘后来被“无罪释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刘澜涛是第四师范训育处的职员，有底有面，看守所把审问的重点放在了张德生的身上：“你是府谷的小学教员，现在既不是暑假又不是寒假，不教书，来绥德作甚？”张德生很是镇静，回答只是一句话：“来绥德看望女友。”别的什么都没说。狱卒认识常黎夫，便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常，常即到第四师范找杜芳铭，要杜装作德生的未婚妻，配合德生在狱内的斗争，配合中共陕北特委营救张德生、刘澜涛及早出狱。
杜芳铭原是榆林第三女子师范的学生，在张德生的直接领导下，进行过抗日宣传和反封建的民主斗争，后被榆林女师开除，到绥德上学的杜芳铭本来知道张德生已由父母包办与姨父的女儿结了婚且已生有两个孩子，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年仅16岁的杜芳铭，不去计较假扮张德生的“未婚妻”对她带来的名誉损害，毅然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特殊的政治任务。杜芳铭首先以看望“未婚夫”的名义去探监，向狱方证明张德生的“口供”是真的，以后她又多次给张德生写“情书”，或探监时交给张德生，或托人捎进去。她每次探监，都要给张德生送些吃的，有时也送个绣花物品或毛衣之类的礼物，还有意当着狱吏的面和张德生说些热情缠绵的话，假戏真演，真好象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
正当中共陕北特委多方营救张德生、刘澜涛的时候，陕西的政局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给营救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1930年10月，盘踞陕西数年的冯玉祥势力，因冯联合阎锡山反对蒋介石失败而溃退出陕，杨虎城率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入关，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具有民主爱国的思想，邀请“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最忠实朋友”杜斌丞先生任陕西省政府的高级参议，并兼陕西清乡总局的副局长。为改变陕西的县政，杨虎城又分批遴委新县长，派赴各地接替原来的县长，新委任的绥德县长是延川籍的高望之。张德生和刘澜涛是冯玉祥系的绥德县政府逮捕的，中共陕北特委便利用陕西政权更替这个有利形势，由教育界的秘密共产党员发动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发表“快邮代电”，抨击前政府摧残教育、迫害教师学生的恶行，呼吁新的陕西省政府主持公道，平冤狱救百姓，释放无辜的刘澜涛和张德生。杜斌丞看到这些“快邮代电”后，委托高望之接任后设法把张德生和刘澜涛释放了。同时，在陕西省教育厅工作的秘密共产党员，以刘澜涛系绥德第四师范职员，张德生系府谷县高级小学教员为由，要求省政府把这个案子交由教育厅查办。在杜斌丞等人的斡旋下，这个案子交到省教育厅后，又通过关系取得了就近委派横山县教育局长曹亚华（秘密共产党员）赴绥德“查处”的便利。高望之、曹亚华到绥德后，第四师范的校长马济川即以学校的名义具呈，极力为刘澜涛申辩。曹亚华的所谓“查处”，实际是以合法的途径和办法营救张德生和刘澜涛出狱。高望之受有杜斌丞的委托，也积极从中谋划，但又不能无据放人，他便为刘、张代拟了“因受人诬陷，致入囹圄，今蒙获释，出狱后不作越轨行动”的具结。这样，张德生和刘澜涛便于1931年2月16日（庚午年腊月二十九），被无罪释放了。数年后，高望之在兰州告诉常黎夫，他代拟的这个具结，就张德生和刘澜涛说，没有给国民党留下什么把柄，也不损伤张、刘的气节；对他来说，既完成了杜斌丞先生的委托，又是循官场公例办事的，没有后遗症。
张德生在狱中已经得知，因为他的被捕，母亲大病一场，数月卧床难起，双目快失明了，他一出狱便星夜回奔，2月22日（辛未年正月初六）回到榆林。奄奄一息的母亲看到日夜思念的独生儿子站在炕前，悲喜交集，痛哭不已，心情好多了。然而她毕竟已是病入膏育，3月4日（正月十六），这位才40出头的中年妇女就与世长辞了。因为家贫，依靠众亲友的周济，张德生才得以将其母简单地安埋了。
1931年4月，张德生被迫离开榆林，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奔波于陕西、宁夏、甘肃、四川的边界地区。
1931年1月，遵照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撤销，中共陕北特委和共青团陕北特委恢复，党、团特委机关由绥德迁到榆林。4月初，党、团陕北特委关于开展“红五月活动”的通知及宣传材料，被榆林六中的训育主任、特务分子孙士英查获，国民党榆林当局遂假学校集合点名，逮捕了14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进步青年。因为张德生是刚从狱中释放回家的“政治犯”，军警在搜捕榆林六中学生的同时，以找学生为名，搜查了他的家。张德生已难以在榆林立足，他经与中共陕北特委指定的组织联系人胡希贤商量，同意他立即转移后，便身穿孝服，手提祭品，在叔父，表姐陪同下，装成为母亲扫墓模样出了榆林城，骑上表兄在南门外备候的骆驼去宁夏，按照刘澜涛原来叮咛的，去那里找从事秘密工作的杜润滋。张德生的这次背井离乡，一走就是20多年。其间他的老父贫病交加，不堪忍受反动派的迫害，于1937年10月6日饮恨亡故了，年仅52岁。也就在这一年，他家仅有的几间房子被日本飞机炸成了一堆瓦砾，妻子儿女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张德生是经伊克昭盟的大沙漠去宁夏的，旅途十分艰辛。但是当他到了银川时杜润滋已陷囹圄，他就冒险以“刘澜涛”的名义去探监，杜润滋将他介绍给中共宁夏特支负责人之一的刘梅村。9月，为了取得职业掩护党的工作，经杜润滋同意，张德生以“张博五”为名，在国民党宁夏县党部赈灾委员会当了录事。在此期间，他以合法的身份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宣传普罗文学，到学校辅导学生排演反帝哑剧，在群众会上散发反帝传单。数月后，杜润滋通过关系又为张德生谋得“巡视中卫县民团工作”的差事，实际是派张德生去中卫联系李天才，去靖远联系李罕言、张东皎，去兰州会见斌丞。张德生遂即辞去国民党宁夏县党部的录事职务，离开银川。他到中卫时李天才因组织兵变失败被捕，便赴靖远，与在国民党王子元部从事地下工作的秘密共产党员李罕言、张东皎等取得联系，后又与李、张同赴兰州，与给杜斌丞作机要秘书的秘密共产党员邬逸民取得了联系，并会见了杜斌丞。张德生和李罕言、张东皎、邬逸民在兰州举行会议，讨论了党在宁夏的工作，决定张德生仍返回宁夏、定边一带进行秘密活动。
1932年初春，张德生返回宁夏。此时因李天才案国民党宁夏当局正在通缉张德生，并且已将他去中卫搭乘的马车车夫和同车的乘客拘押刑讯，追问他的下落，他便到陕西安边活动，与在国民党地方部队张廷芝部中棲身的秘密共产党员高宜子取得联系，并谋得在三边高级小学代课的临时职业。后经三边高小教师、秘密女共产党员李回春，张德生又与中共陕北特委派到安边工作的梁德元接上了组织关系。数月后，经陕北特委同意，张德生与梁德元同回宁夏，重新建立了中共宁夏特支，共有党员7名，张德生任书记。后来，杜润滋去靖远组织兵变，梁德元因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被捕，刘梅村被学校解聘返回河南，张德生再到兰州，向中共甘宁青特委请示汇报。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甘宁青特委于1932年底在兰州成立，吴鸿宾任书记，孙作宾任军委书记，马豫章任组织部部长，李慕愚任宣传部部长，常黎夫任秘书长。1933年4月，中共甘宁青特委组织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甘肃榆中失败，李慕愚、孙作宾、马豫章涉嫌不能在兰州立足，返回西安。不久，吴鸿宾去宁夏，已在宁夏出狱的梁德元到兰州。6月，梁德元任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主持特委工作，张德生任特委组织部部长，常黎夫继续任特委秘书长。梁德元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教导营的教官住在营区，常黎夫原系杜斌丞的机要秘书在杜回陕后住新华洗染店，张德生尚无社会职业住在特委机关“菜根香”酱菜园里。
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杜衡在西安被捕投敌，国民党按袁、杜提供的名单四处捕人。8月初的一天夜里，梁德元和康雨农（“菜根香”的少掌柜）被捕。恰巧张德生当晚在常黎夫处，才幸免于被捕，他与常黎夫商量后即急赴静宁，在国民党石子俊旅隐蔽了起来（该部的中共秘密组织比较健全，下级军官中的秘密共产党员较多）。
1933年11月，张德生到南郑参加了中共陕南特委的领导工作，任组织部部长。中共陕南特委成立于1927年10月，几年来通过领导学生、农民、士兵运动，到1933年3月，先后建立了5个党的县委、3个县级党的区委，共青团陕南特委下辖有3个团县委和2个县级区委，还有几个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中共特别支部。1933年4月，中共陕南特委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和西乡城固边区根据地被敌打垮和占领，40余名领导干部和战士英勇牺牲，以致影响一些党员星散和组织瘫痪。张德生就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接任中共陕南特委组织部部长职务的，他不避艰险，奔走于汉中各县，活动于学校、农村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汉中的各部，考察中共党员和干部，联系恢复党、团的组织。同时与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中的秘密共产党员武志平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地方党组织支持武志平建立南郑到川北苏区的红色交通线，壮大红军之友社，发动各界民主人士为红军募捐，把各种军用物资运往川北苏区。
1933年12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派刘顺元来陕西解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红二十六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因中共陕西省委已被敌破坏，刘顺元在西安难以立足便到南郑，以上海中央局特派员的身份改组了中共陕南特委并任特委书记，原特委书记汪锋改任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张德生为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34年2月改兼宣传部部长）。实际上此时张德生集特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秘书长职务于一身，协助刘顺元为上海中央局写了不少情况报告和调查研究材料，并布置各地的群众斗争。他不仅做地方工作，还兼顾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工作。此时由于国民党在关中大逮捕，不少共产党员脱险来到汉中，在张汉民（秘密共产党员）任团长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警卫团避祸并做地方工作。为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张德生和已来汉中的孙作宾商量，派崔廷儒到张汉民团负责士兵工作。
1934年春夏之交，杜斌丞先生和常黎夫商量，派秘密共产党员张光远再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联系，并争取能留在川北，以保持川北同西安的经常联系。张光远从西安动身时，杜斌丞写信给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请孙致书张国焘并交张光远带达；常黎夫致书张德生，请中共陕南特委为张光远出具党的组织证明信。张光远到达南郑后张德生作了妥善安排，取得了孙蔚如给张国焘的亲笔信，中共陕南特委给张光远写了党组织证明信，并交由武志平通过红色交通线把张光远安全送到了川北苏区。
1934年8月初，中共陕南特委派张德生携特委7月10日写的《汉南工作报告提纲》赴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并委托张德生到后，口头或书面补充汇报全省党的领导机关、全省团的组织、红二十六军、党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警卫团的工作等13个问题的具体情况。此时张德生化名“张心诚”，特委在报告提纲的最后说张心诚“对党非常忠实，经济观念很好，学习虚心，积极性创造性都有”，“从多方面考查起来，是陕西现存干部中最好的一个”。向中央推荐。张德生到上海后向中央局写了《<汉南工作报告提纲>的补充》，对有关情况作了更为详细的汇报。
张德生向中共上海中央局汇报工作尚未结束，刘顺元亦返回上海。根据刘顺元的建议，上海中央局把张德生改名“徐洪贵”，派赴川北，给红四方面军送文件，并解决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十六军和中央的联系问题，要求他完成任务后返回上海复命。
1934年9月，张德生从上海返回途经西安，同常黎夫、崔廷儒等人见了面。他通报中共中央已进入中央苏区，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是上海中央局，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还在艰苦地进行着，每个同志都要提高革命警觉性，以适应随时可能变化的更加严峻的形势，保存力量，做好党的工作。
1934年10月，张德生回到南郑，向中共陕南特委成员传达了上海中央局对陕南工作的指示，并与孙作宾商量在他赴川北后陕南特委的工作由白耀卿负责。不多日，张德生带着中央文件（由上海中央局密写在一套衬衣上），由国民党三十八军密探队里的秘密共产党员唐益民护送，翻越大巴山到达川北苏区。张国焘在旺苍坝接见张德生，收了上海中央局发的文件，听了张德生关于陕南党的工作情况汇报，即将张德生滞留，未让其返回上海复命。
1935年2月初，红四方面军为了调动布防在嘉江西岸的国民党胡宗南部后撤甘南，红军便于西渡嘉陵江扩大新的苏区，从宁强一线出击经勉县到达南郑，威胁胡宗南的后方。此时中共川陕省委组织了中共汉中道委，任命张德生为道委宣传部部长。实际汉中道委未开展活动，张德生又参加了傅钟、王维舟领导的川陕省委干部大队，经宁强到达勉县县城，联系中共陕南特委所属的组织和党员，发动群众从各方面支援红四方面军，发动青年参加红军。胡宗南部北撤天水地区后，红四方面军于3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打乱了国民党的“川陕会剿”红军的计划，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此时中共川陕省委又相继给张德生以中共川东北道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川西北道委宣传部部长等名义。但由于张德生根据中央有关民族政策的精神写了一篇文章，加之他又同历经千辛万苦进入川陕苏区的原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廖承志、前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等有过来往，张国焘便认为他是“反川陕省委的分子”，不但扣留他的文章不得在省委机关报上发表，而且免除了他的道委宣传部部长职务，调到省委宣传部当干事，做些抄抄写写的事情。
1935年6月中旬，从中央苏区撤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与从川陕苏区撤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北的懋功（今小金）地区。6月下旬，张德生在杂谷脑（又名理番，今理县）遇见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李调张随他去做秘密工作，之后张相继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中央局机关工作。8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局机关随行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北上，9月初，张国焘密电他在右路军中的追随者，强制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从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南下，分裂红军，危害中央。在此紧要关头，张德生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跟随中央率领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走过难以通行的栈道，越过岷山，到达甘南岷县的哈达铺。在这里，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张德生被调到陕甘支队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和设营队工作。
张德生在甘、宁、陕做过党的地下工作，对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还有熟悉陕西情况的贾拓夫，他们为中共中央提供了不少情况，为陕甘支队于10月19日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创建的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联片后发展壮大起来的，到1935年10月已建有26个中共县（市）委员会或工作委员会，28个县（市）苏维政权，人口约90万，主力红军5000人。在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进入西北根据地之前，根据地的领导机关为中共陕甘晋省委。中央到达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将根据地的行政区划分设为陕北省、陕甘省和三边、神府、关中3个特区，由新成立的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统一领导。
陕甘省的辖区在西北根据地的南部，中共陕甘省委和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于1935年11月在甘泉县下寺湾成立。张德生由军队调到地方工作，在中共陕甘省委宣传部任干事。1936年1月，张德生奉命到关中特区工作，任中共关中特委宣传部部长，兼任《关中小报》社的主编。这里是苏维埃区域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交错地带，由于国民党东北军大举进犯，中共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委苏维埃政府于5月撤销，大部分干部北撤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省的瓦窑堡市（今子长县城）。
1936年6月，彭德怀率领的红军主力在西征中解放了陕西的定边、宁夏的盐池。为了加强这里的地方工作，中共中央和新成立的中共陕甘宁省委调派毛泽民、贾拓夫、张德生等组成中央巡视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建立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开展群众工作和经济工作，支援红军继续西征。10月，中共三边特委重建，张德生任书记，特委机关先后驻盐池县城和定边县城，下辖党的安边、定边、盐池县委和鄂托克工委，及安边、定边县苏维埃政府。11月，贾拓夫接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张德生专做陕西、宁夏、绥远边界的少数民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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