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小曲多媒体数据库

秦汉时期，榆林已是陕北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历代羌、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的迁徙频仍，榆林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据《榆林府志》载：自明成化九年（公元1473）建立卫城，大量移民实边，榆林便成为我国九边重镇之一，常年屯驻重兵。据清《御批通鉴辑览》载：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秋七月，明武宗朱厚照巡边时，在榆居住三月有余，纳延绥总兵戴钦的女儿为妃，还大征女乐，在城内太乙神宫（即今“凯歌楼”）每日歌舞弹唱。这是关于榆林城歌舞、曲艺历史的最早记录。另据明万历年《延绥镇志》载：明代榆林城“食禄之家子弟，多好放鹰、走狗、弹丝吹竹之事。”可见作为九边重镇的榆林，当时的说唱艺术已十分盛兴。

又据《榆林府志》记载：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由江南来的谭吉璁（字舟石，浙江嘉兴人），任榆林堡同知，来榆时带了家眷、使女、歌伎和乐器，闲暇时，常演唱以求乐。据《榆林府志》中记载，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后，榆林城内“文艺甚繁”，经常是“夜半曲声听满城”，凯歌楼上时有“羌笛吹新词，秦筝弄急弦”。其盛况可见一斑。至此，江南传来的说唱艺术与榆林原有的由元、明小令而来伴以丝竹俗曲的融合，以及结合当地方言语音，遂使榆林小曲在康熙年间得以产生。嘉庆年间，李殿魁为千总，在供职期间，继承父艺，能奏会唱，并对当时传唱的小曲进行搜集、整理，撰写成最早的《榆林清唱小曲》一书，与道光末年同李芳等三个儿子出衙演出，使榆林小曲逐渐传至民间。此后，同治年间湘军入陕镇压回民起义获胜后，有数万人留在西北，其中随军军伎班留在榆林，而随之而来的湘南祁阳等地曲艺融会于榆林小曲中，并使榆林小曲进一步在民间得到普及。

清末民初（1909-1914）在民间，学唱小曲一时成风，小曲走向兴盛时期。从事演唱、演奏的艺人，是市民阶层中的小手工业者，如银匠、钟表匠、皮匠、鞋匠、木匠等。此后，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小曲一度几乎绝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榆林县工人俱乐部举办了小曲演唱培训班，培养了40多名男女学员。1956年小曲演唱班赴省参加会演，1957年进京参加全国民间舞蹈会演，至文革前出现了兴盛时期。以后小曲经历了“文革”期间的冷落、沉寂期，修篡集成的抢救、复苏期，以及实施“民保工程”的弘扬、振兴期。1985年榆林县政协成立了小曲研究小组（现改为榆林市榆林小曲研究会），编篡了《榆林小曲专辑》，组建了半专业性的演唱队，并培训学员，组织演出活动等。对小曲的抢救、保护、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使小曲的影响逐步扩大，引得北京、上海、台湾、西安等地专家学者纷纷前来采访，并在影、视中频频出现，与古城南塔、北台、倚街六楼、红石峡摩崖石刻等名胜古迹一同汇成榆林亮丽的风景线。现在小曲提升为市级管理，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榆林小曲的内容，以反映城市生活情趣的为多，其中描写离愁别怨、男情女爱的曲目占较大比例，如《日落西山》、《日落黄昏》、《大送郎》等；反映茶肆酒楼、货郎、挑夫生活的曲目，如《开茶馆》、《卖杂货》、《下荆州》；刻画青楼之恨、尼庵之苦的曲目，如《妓女告状》、《小尼姑》；表现民俗风情的曲目，如《放风筝》、《戏秋千》、《偷红鞋》、《赐儿山》等；关于一些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故事的曲目，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张生戏莺莺》、《八仙过海》、《十二杯酒》等。此外，有些曲目来源于当地民歌，如《走西口》、《五哥放羊》、《小寡妇上坟》、《送大哥》等，共有60多种唱腔曲目。

榆林小曲的结构分为小曲（即单曲）和联唱（即联套）两种形式，单曲称为小调，一般是简短的单段结构，演唱时用“重头”（曲调反复）的方法，与歌曲中的分节歌相似。联套分为中调、大调，由若干曲牌连接而成，并加曲头、曲尾，属联曲体。其基本句式即句格有五字的二二一句式，七字句的二二三句式和十字句的三三四句式。 

榆林小曲的器乐曲牌约有50多首，其中的传统曲牌如[柳青娘]、[唤姣娘]，将唱腔做为曲牌的如[小小船]、[九连环]，当地民歌衍化的曲牌如[掐蒜苔]，吸收当地戏曲的曲牌如[小拜门]。

小曲的演奏乐器为扬琴、古筝、琵琶、三弦、京胡、碟子等。

小曲的演唱形式，既可一人单唱，也可两人对唱；既可坐唱，也可站唱或自弹自唱。演唱时遵循传统的“正字、合腔、养喉、纯熟”四要素，采用真假声结合及顿挫抑扬的唱法，在发声、吐字、行腔、用令上颇有讲究，合辙押韵，优美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