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小曲多媒体数据库

  榆林小曲是形成并主要流行于陕北榆林地区的曲艺唱曲形式，是一种介于曲艺和民歌之间的汉族艺术形式，现为是陕西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榆林小曲又名榆林清唱曲，相传由明代驻扎在榆林一带的军官蓄养的歌伎从江南带来，后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以当地方言演唱并吸收化用了当地的民歌小调，丰富完善为今天的曲艺品种，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榆林小曲取坐唱形式，为一人或二人主唱，多人分持扬琴、古筝、琵琶、三弦、京胡、碟子等伴奏并分不同行当兼唱。其唱腔音乐十分丰富，唱腔体裁为曲牌体，或单曲反复，或联曲串唱。榆林小曲唱段多为带叙述性的抒情小曲，具有明显的江南民歌风味，在流传过程中，一方面保持着传统特征，一方面又吸收了陕北当地的民歌小调，如此便形成了南北一体的新艺术品种，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历史上的榆林小曲主要是由爱好者以自娱自乐方式演唱，后来出现了作为乞讨手段的走街串巷演唱、堂会演唱及高台性的经营演出。在当地人的文化生活中，榆林小曲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榆林小曲溶进了南北民歌的特点。榆林曾经是兵家要地，又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埠，从南方来的官员和商人不断带来南方的丝竹管弦和乐妓，并同北方的民歌相融合，久而久之，榆林小曲就既有北方的阳刚之气，又有南方的阴柔之美，从而开创了“南腔北调”合二而一的独特艺术。
       榆林小曲和当地民俗有着密切的联系，四时八节，婚丧嫁娶，生辰寿诞，喜庆节日，当地群众都有约请小曲艺人到家演唱的习俗。在这种场合，有时艺人自献绝技，有时主家点同曲。不论在哪种礼仪之中的演唱。对优秀的艺人，主人还要给披红挂彩，以示奖励。这种习俗一直沿袭到一九四九年前后。
       榆林小曲的演唱形式简单、轻便、灵活，不化妆、不表演，也不用任何道具。演唱者多兼敲击瓷碟。演唱活动，大都先由乐队奏一、两首乐器乐曲牌，以示静场，然后开始演唱。一次演唱活动，少说也要三、四个小时。
       榆林小曲在长期的演唱活动中，形成了不同风格的两种流派，一派是讲究声音的纯实婉转、圆润和流畅，对装饰音尤其是滑音、顿音的运用比较严格。另一派则突出顿、断刚、柔，很强调归韵。
       榆林小曲的唱词内容，以反映城镇市民生活情趣的为多，除描写离愁别怨、男情女爱之作品有较大例外，其它如反映茶肆酒楼、货郎挑夫的生活（如《开茶馆》《卖杂货》《下荆州》）刻划青楼之恨、尼庵之苦（如《妓女告状》《小尼姑》）；以及鲜明生动地表现民俗风情（《放风筝》《戏秋千》《偷红鞋》）的篇章，均可见。再如一些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故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张生戏莺莺》等，也在小曲中得到了别具特色的反映。总之。榆林小曲的内容基本上体现了市民阶层的各种生活侧面，具有浓郁的里巷之曲的特点。与流行在山区，农村的那些质朴粗犷的陕北民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榆林小曲的唱词结构，多段联缀者甚多，篇幅大小差距甚大。长段曲目有几十段词构成的，如《害娃娃》有四十段，而短小曲目如《供月光》仅有四段。
       榆林小曲组格式有六种，即上下句构成一个唱段的如《妓女告状》，四句组段的如《大送郎》、六句组段的如《姐妹拌嘴》，八句组段的如《五更鸟》、三句组段的如《小放风筝》、五句组段的如《尼姑难》、以四句组段者为多。唱词的名式结构通常是以七字句为它的基本结构形式。也有五字成句的如《谯楼初鼓咚》，还有由五字，七字相间组成的长、短句，如《害娃娃》。
 榆林小曲的唱词，融雅、俗于一体，在语言风格和语言结构上既有一般文人的遗词用字，又有当地方言土语。这是在其它歌唱民间艺术中较少见的。如在《姐妹拌嘴》中就有：
    “妹子颇厌烦；斜倚靠在玉栏杆；骂声泼子你好大胆；春景天景物新鲜；金镯响玉腕；香风飘起在云端。”；“什么情人什么汉；人儿虽小你话又残；慢就是你把你的母亲见；我劝你你们二人好好相与各自嫁男。”
        榆林小曲的音乐，分唱腔和器乐曲牌两部分，唱腔为其核心部分。唱腔中，除用于一部分曲目首、尾的《前两头忙》和《后两头忙》这样两个唱腔牌子外，其他曲目均无牌子的说法，不论只曲或联曲，大量都是专曲专用。
        榆林小曲这一地方民间曲种特点的形成，除受生活习俗、传统文化及当地人民的性格、气质的直接影响外，语言习惯及其方言、语音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榆林小曲这一地方曲种，它均以榆林城内方言演唱。榆林小曲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它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榆林，地处古河套文化和匈奴文化交融地带。赵汉时期。这里已是陕北的文化中心，但由于历代羌、胡、突厥等少数民族迁徙频繁乃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使这里的文化形态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点。据《榆林府志》载：自明成化九年（公无1473）建立卫城。大量移民实边。榆林便成为我国九边重镇之一，常年屯驻重兵。到榆林做官的外省籍人越来越多，尤其是从浙江一带来榆林做官的，先后占了外籍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此地民间至今流行一种说法，叫“南官北座”）。各地人才的汇聚，促成了各类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榆林小曲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生成的艺术新品种。
       据清乾隆皇帝《衔批通鉴辑览》中关于明武宗巡边至榆林的专篇记载称：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秋七月，明武宗由山西渡过黄河，先抵陕西府谷，于十月间到达榆林，住在城内太乙神宫（即“凯歌楼”），每日有歌、舞、唱。直至十四年（公元1519年）二月初，方才由原路返回京师。行前纳了延德总兵戴钦之女为妃，并大征了女乐。又据《榆林府志》记载，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由江南来的谭吉聪（字舟石，浙江嘉兴人），任榆林堡同知。此人对榆林的“边韦地之形与风俗非常熟悉”，对江南小曲十分喜好，来榆时带了家眷及使女、歌伎和所用乐器等，闲暇时，常令其为他们演唱求乐，甚至在他主持修镇志时，也要请艺人来奏乐弹唱。榆林总兵徐占魁在《重修延安绥德镇志序》中说：“爰时聚于署之东偏日，饮绿之堂，丝竹杂奏。觞酒间行。”据《榆林府志·文艺志》中记载，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后，榆林城内“文艺其繁”，经常是“夜半曲声听满城”，凯歌楼上常有“羌笛吹新调，秦筝弄急弦”。其盛况可见一斑。据民间相传，当时镇守城堡的兵士，大都是城内的小手工业者。他们三天一小操，五天一大操，既当兵、又从业，日久天长，这些半职业兵士也听会了不少小曲。一天，府内弹三弦的艺人病死，谭为此而发愁，当地一兵士闻讯便毛遂自荐。操琴演奏了几首小调，谭听后十分高兴。从此，这里当地的半职业兵士也被允许进府内耍曲子了。足见当时府内的小曲已开始流入民间，成为当时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清末民初（1909—1914年），榆林小曲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些民间音乐被吸收、被运用在民间，尤其是小手工业者之间，学唱小曲也一时成风。艺人数量不断增加，小曲出现了兴盛时期，并创作了《陈太爷上任》等作品。这一时期光绪年间文人王吉士不仅采集了大量小曲，对其作了加工和润饰，新发展有《十杯酒》《进兰房》《小叮嘴》《供月光》等曲目二十余首，器乐曲牌有《四合回》《将军令》《狮子令》等近十首。
       榆林小曲在它最初发展的阶段。虽然来源于明清时期江南的小曲、时调，但当它一旦植根于榆林这块陕北的土壤上之后，必然和当地的语言、民间音乐交融结合、吸收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韵。从南方来的官员和商人不断带来南方的丝竹管弦和乐妓，并同北方的民歌相融合，久而久之，榆林小曲便既有了北方的粗犷和豪放，又有了江南水乡的柔美和甜蜜。有人说，这就是南北大交流、民族大融合的结果。

 2020年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文物赋彩 全面小康”。6月7日，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榆林小曲新唱组合在市政府公布的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录南大街84号古城别苑，上演榆林小曲，在物质文化遗产四合院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榆林小曲。
　　活动现场，上演了小曲新唱《九连环》《五哥放羊》等传统榆林小曲曲目以及陕北民歌改编的榆林小曲。榆林小曲新唱组合团长、扬琴师姜楠、榆林首席二胡马浩然、笛子演奏家张波、古筝演奏家白彦茹、中阮演奏家贺文星、高胡主奏高伟蜂、琵琶师薛彤、主唱高霞等众多青年将榆林小曲新唱展现，青年演员们为榆林非遗代言，为传统艺术和传统体育发声，致敬匠人匠心，助力非遗传承。
　　此次活动将榆林非遗榆林小曲影像资源，全网联动，通过抖音、优酷、爱奇艺线上呈现，推动榆林非遗更好融入当代生活，让人民群众在话题参与、互动直播等多样的网上体验中，共同关注和参与非遗保护，共享非遗保护成果。
　　据介绍，为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榆林非物质文化遗产，榆林小曲新唱组合团长姜楠组织开展此次活动。
　　姜楠表示，“新青年”力量守护传统瑰宝，让传统能走进更多人的心里，焕发新的生命力，让千年的璀璨文化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组织开展榆林小曲排练及公益演出，传承发展榆林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年轻人成为非遗传承先行者，这是非遗传承的必由之路。新一代的非遗传承人，有捕捉潮流元素的网络达人，有走向国际舞台的国风音乐人，也有引领粉丝一起关注传统文化的青年偶像，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非遗“新青年”代表性传承人，他们是非遗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是国之瑰宝。传承人所承载的技艺、经验、文化记忆与教学能力，是非遗保护与发展的核心内容与动力来源。“主动联络掌握榆林民族乐器技艺榆林青年将榆林小曲以新唱形式展现，号召青年演员们为榆林非遗代言，为传统艺术和传统体育发声，致敬匠人匠心，助力非遗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