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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国音乐学院“中华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库”项目组，计划邀请12位榆林小曲艺人参加“陕北高原沙漠中的生命旋律——榆林小曲演唱会”，要6个“耍”乐器的，6个演唱家。当时已经75岁的胡堂娃没有奢望自己能去，因为那时候唱榆林小曲的就有20多人，他想着自己已经老了，肯定是轮不上自己去，但从心里来说他非常想去，因为在之前他连鱼河都没去过，他不敢相信自己有机会能去首都北京演出。排练了两个多月后，要从30多个人中选出12个人，“耍”乐器的选6个人还是比较容易选择，因为乐器上人本来就少，可唱小曲的就不同，因为是去北京，20多个人都想去。胡堂娃心想自己老了，应该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年轻人都眼巴巴地盯着。胡堂娃表态后，王青和林玉碧极力反对，因为北京那边点名要胡堂娃去。

那次进京演出的组织者是榆林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乔建中，他一次回榆林，在无量殿听胡堂娃唱过《十二杯酒》和《害娃娃》，所以就有了这次的点名邀请。

2005年11月8日他们从榆林出发，9日清晨到达北京，乔建中一看到胡堂娃就说，你就是那次无量殿唱《害娃娃》的吧，还有一个女的，也来了吧？乔建中说的这个女的是白秋芳，2003年开始演唱榆林小曲后就成了胡堂娃的搭档，他们俩把《害娃娃》唱红了，也让他们出了名。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演唱节选的二十段，虽然听榆林小曲的人越来越少，但每个曲子都有自己的听众，如果一首曲子太长，怕听众听着没趣，大多比较长的曲子演唱的时候都节选比较精彩的部分，大多听众也不会太较真。但有一次胡堂娃和白秋芳像往常一样又唱了《害娃娃》的二十段，有七八个人就找到胡堂娃说怎么每次都只唱二十段，他们想听听全部的四十段。胡堂娃告诉他们要去找领导，他不能自己做主。领导说老胡刚唱完，你们让他歇歇，完了再给你们唱，等唱了《害娃娃》的全部内容，台下连连叫好。胡堂娃说，女人们就爱听《害娃娃》，有一次在无量殿演唱完后，又来了一群女人，说刚才唱的《害娃娃》她们没听，想让再唱一次，而且会给艺人“挂红”，庙上的会长找到榆林小曲研究会的会长王青，难得现在还有人这么喜欢听榆林小曲，就又给唱了一遍，唱完后天色已晚，艺人们坐上了接送的汽车准备回家，可这时又来了一群女人，也说没赶上刚才的演出，也要听《害娃娃》，也给“挂红”。庙上的会长又跑来说，老胡，又有人要听你的《害娃娃》。胡堂娃说那种感觉像自己成了明星一样，有着“曲迷”的追随。

最近一次临近“七一”在世纪广场的演出，因为搭档白秋芳走了西安，就没有安排胡堂娃唱《害娃娃》，演出七点开始，他唱完《十二杯酒》的时候已经是八点多，因为上了岁数，儿子胡志雄下班后来接老父亲回家，在往台下走的时候，有十几个女人问胡堂娃怎么今天不唱《害娃娃》。得知没有安排后，女人们说她们还就等着听他唱《害娃娃》呢，不唱的话她们回家也，别人唱的听不懂。胡堂娃说他是大嗓子，吐字比较清楚，人们能听得懂，所以就喜欢听。

北京那次演出空前的成功。胡堂娃说，去的路上他没有晕车，没有感冒，有些年轻人都感冒了，而年岁最长的他感觉良好，吃的好，睡的香，唱的洪亮。当报幕员说，有请75岁身体健康嗓子洪亮的胡老先生为大家演唱时，台下掌声响成一片。胡堂娃说，榆林小曲乐器艺人叶万秀告诉他：第一是因为他吐字清楚，人们能听懂，白秋芳会表演；第二是因为人们稀罕他上年了；所以一出场就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胡堂娃十个月的时候，他的父亲去逝，留下七个孩子，最大的不过十几岁，胡堂娃是七个姐弟中最小的，那年他母亲39岁，一直守寡到81岁去逝。那时，离榆林城十公里处的流水沟有他们家的四亩地，家里没有了劳动力，就把地让别人种了，别人种什么分点什么给他们，刨10口袋土豆就给他们家3口袋，打一担粮有他们的三斗，主要靠这些东西把他们七姐弟养大，但就因为这四亩地，他们三兄弟都曾被下放到了农村。胡堂娃说提起过去，实在是苦的厉害了。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磨大了他们七个姐弟，“文革”就来了。工作组说，你们的地你们自己不种，你们就吃租，是剥削别人。工作组为了完成任务，还把他家的四亩地报成四十多亩，这样他们三兄弟都被下放到农村改造，给胡堂娃的大哥胡马奴还戴了个“地主分子”，胡堂娃和他二哥不用戴“高帽子”。胡堂娃去找工作组讲，他父亲去逝的时候他才几个月，没享过福。工作组的人拍桌子甩脸子，说要怨就怨你父亲生了你，还说你走不走，不走就给你“扣帽子”。胡堂娃在农村倒也没怎么劳动，头年十月走的，第二年四月他就回了城，因为他打听到消息，不戴高帽子的可以回去，他就去找县长反映情况，说他在鞋厂做的好好的，居民上把他要出去，下放到农村。当时去北京告状的也比较多，所以上面下了文件让重新复查。领导让他别着急，他们重新派人复查，调查后说才四亩几分地，不够地主；胡堂娃的二哥因为和他们的母亲一起生活，所以分了个“小土地吃租”；他大哥分为平民，他是手工工人。但还没有等到胡堂娃复工，他的母亲就去逝了。

胡堂娃在学唱小曲以前，已经多次参与四玩小秧歌队的上街演出，他是拉胡胡的，拉胡胡是和街上一个卖胡胡的学的，那时候胡堂娃是街边的一个小鞋匠，街上经常有个卖胡胡的老汉，边走边拉边卖，那人还抽洋烟。

胡堂娃非常喜欢胡胡，就问：“一把胡胡多少钱？”

老汉说：“一把一块二。”

胡堂娃说：“我还是个学徒娃娃，能不能给我便宜点？”

那老汉头也不回说：“唉，不。”

正好下了几天连阴雨 ，胡胡卖不出去了，老汉抽不起大烟了，就问胡堂娃有多少钱？胡堂娃说有六毛，那老汉也是急了，说六毛就六毛！有了胡胡，胡堂娃就自己“吱咕吱咕”拉开了。

当时，著名小曲演唱艺人林懋森家住在贾盘石巷1号，胡堂娃家住12号。林懋森家经常是小曲艺人们活动的场所，胡堂娃有机会和小曲艺人们接触，就爱上了榆林小曲。林懋森就对胡堂娃说，你能给秧歌队拉胡胡，你跟上我们拉，先不会的，你音放低些，不要出“杂音”，慢慢品的拉。胡堂娃一拉就是两年多，他边拉二胡边听老艺人们唱，开始自己学唱榆林小曲中比较简单的小调，两年多中他听会了五六个曲子。终于有一天胡堂娃鼓足勇气对老艺人们说，让他唱上一个看行不行。他一唱，老艺人们都很吃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胡堂娃和谁学唱过小曲，得到老艺人们的肯定后，有时演出老艺人不能来，胡堂娃有机会唱了，胡英杰见他有些胆怯，就鼓励他说，不要怕，有我呢。有了名艺人“做后台”，胡堂娃就再也不怕了。

胡堂娃说，他天生两千度的近视眼，上学上了两册，坐第一排还是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他就走到讲台上去看，下面的学生就说他堵住了他们，他干脆就退学不念了，所以他既不识字，也不识谱，全靠耳音，虽然学起来比较困难，但因为喜欢，听别人唱着就学会了二十多个曲子。

胡堂娃是个知道感恩的人，只要别人为他做点儿事，他就认为这是个好人，这和他两千多度的近视眼睛有关，因为看不清，平时行动就很不方便，别人扶他一下，或者在吃饭的时候给他夹些菜，他就万分感谢。通过民政局的帮助，他领到了一级残疾证，很多地方能得到政府的一些照顾，但是年岁已高，本来看不清楚的眼睛，现在出去演出越来越不方便。但因为父亲的这个爱好，他唯一的儿子胡志雄有演出就送父亲过去，等着唱完后再接父亲回家，这个过程他也学会了榆林小曲的个别曲子。

问答

记者：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学习榆林小曲的？

胡堂娃：差不多1951年吧，我和别人都不一样，现在别的唱小曲的都不会乐器，我是先自己学的拉胡胡，给榆林小曲拉二胡的同时，听老艺人们唱又学的榆林小曲，那时候刚二十出头，因为当时榆林著名演唱艺人林懋森家就住在贾盘石巷1号，他们家里经常有艺人们演出，我们家就在隔壁，所以受影响我就喜欢上了榆林小曲。

记者：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小曲艺人是谁？

胡堂娃：胡英杰和林懋森，受林懋森的影响开始接触和喜欢榆林小曲，而胡英杰经常鼓励我，因为刚开始上台比较害怕，看到胡英杰我才敢上台演出，直到后来北京那么大的舞台我也不害怕。

记者：家人对你唱榆林小曲是什么态度？

胡堂娃：我父亲去的早，我自己喜欢，母亲也不管，后来“文革”开始，我的老婆砸了我的胡胡，说你还一天有心情唱了！文革后又不管了，现在儿女们都很赞成我唱，哪有个演出总是很积极地接送我。

记者：你对榆林小曲的传承前途怎么看？

胡堂娃：主要是没场地，如果再有个像刘哲那样重视榆林小曲的官，如果胡星元再迟去上几年，榆林小曲的场地问题也已经解决了，场地问题和没有经费是榆林小曲传承的最大障碍，政府一直说要给解决，直到现在还是在说，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记者：你会坚持传承下去吗？

胡堂娃：我常常给人们说，我已经老了，行动不方便了，咱们又没个场地，如果谁想学，就到我家里，谁来学我都教，尽我的本事，尽我的能力，每一个艺人都应该把榆林小曲尽力传下去，榆林小曲本来就是艺人们一辈一辈传下来的。